? 李景漢
【導讀】李景漢先生是中國早期社會調查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被譽為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的先驅、社會調查的拓荒者、現代社會調查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社會調查是他一生學術工作的主軸，他一生所從事的社會調查主題眾多、地域廣闊，在那一代社會學人中幾乎無人能出其右。無論是早期的北京調查，鼎盛時期的定縣調查，還是后來的邊疆調查，都體現了他對社會調查異乎尋常的執著追求和強烈使命。對李景漢先生而言，社會調查不是為了調查而調查，而是一種畢生信仰，是改造國民性、尋求民族自救的出路、培育國人理性思維、提高人民公共精神、推進社會學本土化的手段。正是這種崇高的使命感驅使他數十年如一日，不斷走向田野，孜孜不倦而又樂此不疲的開展一項又一項看似枯燥的社會調查。《中國人的普通毛病》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李景漢先生用中文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發表于《現代評論》1924年第4卷，轉自“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供讀者參考。
中國人的普通毛病
我因為在近二年里專從事社會調查，所以與普通人們多有接觸的機會，就不得不理會他們的性質和習慣。社會調查者的最大本分是要實地調查社會的狀況，搜集赤裸裸的事實，分析所得的材料，作出統計，供學者的研究。若所搜集的材料去事實甚遠，社會調查就算完全失了它的功用。準確的事實無論在天下甚么地方本是不容易得著的，自然在中國不能是例外。不但不是例外，恐怕在這一方面中國要列為天下第一了。
實地調查最常用的方法是編出問題表來，向人們去詢問，再記錄他們的回答。若一個人不高興告訴所詢問的事，他自然是不肯回答，即或回答而不說實話，或故意用含糊其辭的話。可是中國人大多數的回答，就連他肯回答和歡喜告訴事實的時候，也是與不回答和不愿說實話幾乎相同。茲從我差不多每日所遇見的回答里舉出幾個例來。
你若到一個工廠或店鋪詢問它的經理現在共有多少工人或雇員，雖然他知道準確的數目，他的回答仍然是“有幾十人”或“有幾百人”。這種回答使你無法記錄，因為三十人是幾十人，八十人也是幾十人，相差太多。稍滿意的回答是“一百多人”或“一百來人”，至于到底一百“多”若干或“來”多少仍然放你在五里霧中。再稍好一點的回答是“三四十人”或“一百上下人”。你必須用很久的工夫和各樣的問法才能擠出一個準確數目來。你若問一個車夫昨天拉了多少錢，他的回答是“幾十枚銅元”或“一百多枚”。問一位久居本村的老者關于村中的戶口數目，他的回答是“人家不多”，“不少人家”或“有百十來家子”。你若旅行的時候問本地的鄉人關于前面的村莊有多少里，他的回答是“十五六里”。及至你往前走了二三里路，再問一個人還有多少里路，他的回答有時是“二十多里路”。往往自甲村至乙村的里數不等于自乙村至甲村的里數，山路的十里不等于平地的十里，相差不止一倍。
以上的回答還是被詢問的人明白了你的問題，才有如此的比較好的結果。還有許多時候簡直是所答非所問。你到一個工人的家里問他家中的主婦昨天吃的是甚么米面并且一共吃了幾斤，她的回答是 “二斤玉米面”。及至你驚訝問道:“怎么六口人會吃這么少?”她回答說“這是早飯”，她沒把晚飯計算在內。你問賣白菜的人一天賣多少斤白菜，他的回答是“能賣兩筐”。你問一個賣果子的人:“像這樣大的蘋果你一天可以賣多少?”他的回答是“十幾斤”。
還有時人們的回答和沒回答毫無分別，可是回答的人覺得已經給了滿意的回答。你問一農人為甚么本地不種棉花，他的回答是“我們這里不種棉花”。你問一個人為甚么這一方的人多種樹，他回答是 “是，我們這里人多種樹”。
中國普通人們的這種模模糊糊、所答非所問的習慣不但是一種普通的毛病，也可以說是成了一種神經病。不過我們自幼活在這種環境里，也就不覺得它的存在、討厭和重要。到過中國的西國人士就立刻感受它的不便。一位久居中國善操華語的美人嘗云:“中國人說話……懸于空際，四圍沒有著落。”他也嘗引用幾件事情表明中國人的言語含糊和麻木不仁的狀態。他一次問及某人身高幾尺，及至某人回答以后，旁邊聽見的人都很奇怪，因為看他的身材比他所說的尺寸一定還高許多。后來才知道此人并未將他的頭算在其內，只高至肩膀為止。因為他曾當兵，軍隊中只注重軀干的長短。一次問某鄉人的本村離城多遠，他的回答是九十里，但后來繼續談話才曉得他說的是來回九十里，其實是四十五里。
某人至醫院買了入門證，從候診室按著病人的次序進入看病室。醫生為他用了很久的工夫看病配藥。他出去以后，過了很久的工夫又自候診室進來。問他不是已經看完了么，他的回答是:“但是除去方才所看的病還有一樣別的病!”又有某人在頸上生了一個茶碗大小的疙瘩，住在病院醫治，日見痊愈。到院后十八日忽然他告訴醫生他的腿使他疼得不能睡覺。及至醫生一查看才發見他的腿上也有一個與頸上大小相似的一個惡瘡。這個病人的意思是先治好了頸上的再治腿上的! 我在從前讀了這一類的故事，以為若不是有意糟蹋，必是言過其實。及至我有了這許多與普通人們接觸的機會，使我不得不有幾分同意。這實在是人們的普通毛病。我恐怕這種毛病不止限于知識簡單的普通人。
陳翰笙先生在《新教育評論》第十二卷第十二期里發表了一篇 “嗚呼中學的歷史程度”。他研究科學和整頓教育的熱誠使他深為投考歷史的學生非常可惜。不但答錯了的占大部分，而且所答的笑話極多。若陳教授作幾天社會調查的事情，或者他能得著不少的安慰，不至于為他們的成績如此的著急。誠如陳先生所說“五十年或一二百年的差別，在中學畢業生的記憶中許是毫無意義”。我很疑惑是否這許多地點、人名或年代的答錯與我們中國普通人們的模模糊糊的性質很有關系。普通人們所知道的事情尚且不能給一個明白回答，或很顯然的問題尚且聽錯；何況歷史的事實沒有記得清楚，無怪乎所答的是與題風馬牛之不相及也。
從中國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出這種不準確的毛病來。每逢描寫一個美人的時候，不是用“閉月羞花之貌”，就是用 “沉魚落雁之容”，不然，就是“傾城傾國之色”，這種說法絲毫沒有告訴我們她美的真相。報紙上的通電也叫我們摸不著頭腦，看不出他是主和還是主戰。固然有許多是滑頭，故意叫人弄不清楚。有人說中國人的言語文章是“八仙桌蓋井口，隨方就圓”。無怪乎中國各處的度量衡不相等，貨幣不統一，編制的統計出笑話。我在十幾歲念地理的時候，中國的人口是四萬萬，現在仍然是四萬萬，還有說五萬萬的，也有說三萬萬的。美國人口的總數才有一萬萬，我們人口的差數就等于二萬萬。
李景漢先生（左二）主持的定縣調查團隊工作照
這種不精密的毛病與向來中國的科學不發達或有很大的關系，恐怕也要阻礙我們將來科學的進步。因為科學必須是極準確的，決不是 “大概齊”的人們所能發明或改進的。我信這種毛病決不是中國人生而就有的性質，乃是環境所養成的習慣。這一種差不多已經成了第二種天性的習慣，若不設法糾正或鏟除， 與我們社會的進步很有關系。至于鏟除的方法，我不得不希望從事教育事業的人，尤其是小學教員，在兒童應對或作文章的時候要造成他們的精密準確的習慣，將論理學和統計學列入中學與大學的必讀課程里。若任憑這種毛病繼續下去，不但我們的社會調查工作感受極大的不便，就連我們民族的精神都受影響。再小而言之，以這些模模糊糊的人管理汽車、火車與各種無情的機器，恐怕也不見得妥當!
本文發表于《現代評論》1924年第4卷，轉自“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公眾號。篇幅所限，文章有所編刪。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和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