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直以來，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都流傳著“問我祖先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的民謠。每逢節日，追本溯源的心理沖動便更加濃郁。但是，民謠與記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代表信史，甚至有可能誤導歷史。盡管譜牒統計祖先與“大槐樹”有關的移民涉及11個省，但本文作者研究認為，“大槐樹”是歷經數百年而建構起來的記憶符號，它與歷史的真實有著相當距離。首先，關于“大槐樹”的傳說版本諸多，但很多已不可考察來源。其次，眾多族譜所記載的“大槐樹”故事，或語焉不詳，或前后矛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傳說對族譜甚至正史的影響。
傳說入族譜，便成為可信的史料，族譜所說再被選入正史或者學術著作，歷史就這樣被亦真亦幻地建構起來。再者，臨近“大槐樹”傳說年代的明代以及清代早期地方志對移民過程以及“大槐樹”的意象并無記載，民國六年之后，此類紀事逐漸演繹起來。此時“大槐樹”已不單單寄托慎終追遠的情思，在內憂外患之下，一種民族主體性的家國情懷被人為建構出來。“大槐樹”傳說有兩條歷史線索：一條是宋代以后北方的戰亂與民族矛盾；另一條是清末民初的內憂外患，特別是后者使得“大槐樹”的社會記憶成為一種記憶霸權，深植于民族記憶當中。這一過程歷經數百年，經過多種主體的復雜醞釀，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盡管移民的真實固然存在，但是我們的祖先可能并非都像民謠中所說的那樣，來自山西洪洞大槐樹。
本文發表于《歷史研究》2006年2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辭舊迎新之際，祝各位讀者朋友新年快樂、闔家幸福！
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歷史：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解析
關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問題，由于北京、河北、山東、江蘇、陜西、河南、安徽、東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的許多地方長期廣為流傳山西洪洞大槐樹的傳說，并大量載之家譜、墓志和地方志，因此多年來為學術界關注。
據目前的文獻資料，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涉及山西的移民活動事屬無疑，但根據譜牒統計祖先來自此處的達到11個省的227個縣，移民人口達到百萬以上，也引起眾多學者的懷疑，但終無合理的解釋。
關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傳說故事，包括遷民緣起的傳說、大槐樹地點的傳說、官府強迫或欺騙遷民的傳說、腳趾甲復形、背手、解手的傳說、“打鍋?！狈旨业膫髡f、遷民定居過程的傳說等若干類，每類又有不同版本的異文。我們似乎從中可以發現，盡管這些傳說的產生很難定時，但其基本母題和主要情節是在兩個特定歷史時期，即金元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后的明清漢族族群意識重塑時期和清末民初民族主義意識構造時期集中產生的。
▍作為記憶符號的“大槐樹”和“老鴰窩”
“問我老家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樹下老鴰窩?！标P于大槐樹和老鴰窩（其實文獻中多寫作老鸛窩），即使地方文獻也有不同的理解，如署光緒十年（1884）的河南焦作閻河村《始祖劉旺登墓碑》記：
劉氏相傳本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村人也
署光緒十三年的山東菏澤糞堆王《王氏譜序》說：
始祖原籍山西洪洞縣老鸛窩木查村。
而眾所周知，棗林村或棗林莊是山東移民通常傳說是自己祖籍的地方。還有山東滕縣的黃氏族譜稱祖先來自洪洞的喜鵲村，江蘇沛縣孫氏家譜稱來自洪洞喜鵲窩，這應該是因“老鴰”即烏鴉通常被視為不祥之物，而故意改為表示吉利的喜鵲，“鴰”寫作“鸛”或亦因此故。因此，應把大槐樹和老鴰（鸛）窩視為民眾便于傳承歷史記憶的符號，而不必與歷史真實聯系起來。
本文所關心的，主要是圍繞著這首膾炙人口的民謠，形成的諸多關于洪洞大槐樹與明初移民的傳說故事及其背后隱藏著的某種歷史記憶。
▍“大槐樹”移民緣起傳說版本
首先是關于遷民緣起的故事。關于從洪洞遷民的緣起，山東、河南、河北等地普遍流傳著《胡大海復仇》、《燕王掃碑》和《三洗懷慶府》等傳說故事。
《胡大海復仇》說的是元朝末年胡大海在河南要飯，遭到當地人的侮辱。胡大海深感這個地方人情太壞，立誓要報此奇恥大辱。后來胡大海投入到朱元璋的軍隊中，屢建奇功。朱元璋即位后大賞功臣，唯獨胡大海不接受賞賜。朱元璋覺得很奇怪，問胡大海要什么，胡大海將在河南討飯時的遭遇講了一遍，請求朱元璋允他去河南報仇雪恨。朱元璋躊躇再三，答應他一箭之地。胡大海剛到河南地界，恰逢一行鴻雁飛來，胡大海飛箭離弦，正中最后一只雁的后尾，那雁帶箭向前飛去，胡大海也統兵向前殺去，那雁飛過河南，又飛向山東，造成了河南、山東尸積如山。朱元璋后來只好下令從山西洪洞大槐樹下往沒人的地方遷民。
《燕王掃碑》說的是明朝河北、河南、山東廣大地區鬧“紅蟲”，把人吃光了，才從洪洞大槐樹處往這兒遷民。這個故事與“燕王掃碑”造成人煙稀少有關。碑實際上就是南京城的功德碑，即明皇族的祖宗碑。朱棣起兵靖難，造成中原、江北地區“千里無人煙”。燕王的軍隊頭戴紅巾，所以百姓稱之為“紅蟲”?！凹t蟲”含有瘟疫的意思，所以民間有“紅蟲”吃人的傳說。不久朱棣又把都城遷到北京，并下令從洪洞大槐樹下移民到山東、河北、河南、浙江一帶開荒種田發展農業生產。
《三洗懷慶府》中所說的懷慶府在明代轄今天的河南修武、武陟以西，黃河以北地區。故事說的是元末天下大亂，朱元璋的軍隊與元軍在這里展開了拉鋸戰，雙方都要讓百姓在門面掛上擁護他們的牌子，老百姓苦于應付。這時有一個年輕人想了一個辦法，在牌子的正面寫上擁護農民軍，在反面寫上擁護元軍，這樣不論何方攻過來，只要一翻牌子就可以了。有一次農民軍攻來，有一塊牌子從門上掉下來，恰巧落在常遇春馬前，被常遇春識破機關，便把此事報告了朱元璋，朱元璋正因戰事毫無進展獨生悶氣，一聞此事更是火上加油，立即下令常遇春把懷慶府地區的百姓斬盡殺絕。懷慶地區百姓都被殺光了，朱元璋繼位以后便下令從人口密集的洪洞縣往懷慶府移民。
與這個傳說類似的是《大槐樹下遷民的故事》，說的是建文與朱棣爭奪皇位，百姓對雙方都不敢得罪，便在門前掛的牌子正反面各寫對方的名號，被建文帝屬下發現，殺得黃河地區百姓所剩無幾。
▍“大槐樹”移民過程的傳說版本
其次是關于移民過程的傳說。官府強迫或欺騙遷民的傳說較早見之于世，如署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的河南偃師《滑氏溯源》中記：
“或有問未遷之先，祖居山西何地，故鄉尚有何人，熙曰無據。老人相傳，自洪洞大槐樹下遷來。一說山西遷民不遷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驟然行文，獨遷洪洞，所以傳至今日，凡屬遷徙者，各族皆有此說?！?/p>
由此說敷衍成的傳說即所謂《遷徙記》。
對此，河南安陽的傳說是，當時負責選民的后軍都督僉事李恪，采用多種方法，誘遷不愿意離開故土的農民，宣稱：凡自愿遷籍的農民可到廣濟寺內辦理手續，凡不愿遷籍者可到寺左側的大槐樹下等候裁定。此言一經傳開，應遷農戶多數擠至大槐樹下。結果，凡到樹下的農戶，全部被遷徙。據說，當時大槐樹上有個鴉巢，被遷農民望著鴉巢，觸景生情，紛紛說：老鴉尚有個窩，咱到啥時才有安居之日?。?strong>由此，廣濟寺側的大槐樹，便成了先人忍別故里的標志。
在各地流傳最廣的還有腳趾甲復形、背手、解手的傳說。官兵強迫聚集在大槐樹下的人們登記，每登記一個，就讓被遷的人脫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腳小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以防逃跑。官兵強迫百姓登記后，為防止逃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后用一根繩聯結起來，押解著移民上路。由于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捆著，胳膊逐漸麻木，不久，也就習慣了，以后遷民大多喜歡背著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襲了這種習慣。在押解過程中，由于長途跋涉路上就經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報告：“老爺，請解手，我要小便。”次數多了，這種口頭的請求也趨于簡單化，只要說聲：“老爺，我解手?！本投济靼资且”悖撕?，“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詞。
在河南安陽的傳說中，被遷農民多把自己初生子女的雙腳小趾咬裂，以示紀念，這是一種主動的說法。另一個《小腳趾的傳說》是說洪洞大槐樹的遷民中有劉姓三兄弟，為了解救三姐妹，殺了官差，只好分道逃走，為了以后辨認方便，臨別之前用石頭在腳趾上砸下印記，日后他們分別落戶到河北的安次、通州和武清。另一個故事《雙趾甲》則說這是軒轅黃帝子孫的特征，而黃帝是洪洞縣孫堡人。
傳說由于其世代傳承的特性，決定了它的非個人性或群體性，而移民傳說的內容本身亦加強了這一特點。在這里，我們當然可以發現傳說如何通過傳奇性的故事成為集體記憶的重要渠道；我們也可以發現集體的歷史記憶，盡管記憶的歷史并不見得一定是傳說中的主要情節或母題，但卻會發現其他重要的歷史側面，從而證明保羅·康納頓關于“歷史重構不依賴社會記憶”論斷的片面；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發現，一方面正如哈爾布瓦赫所說，記憶是由社會所建構的，個體記憶依賴于集體記憶的框架，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集體記憶影響、甚至取代個體記憶的過程——當然，或許還可以看到在這個影響、取代的過程中個體記憶的殘留物。
▍“大槐樹”移民的族譜記載
在今河北、河南、山東等省存留的族譜中，記載其祖先遷自山西洪洞的的確不計其數。據署明嘉靖七年（1528）修的河南長垣縣西了墻村《王氏家譜》中說：
諱實，晉之洪洞縣大王莊人也。洪武定鼎之初遷居長垣縣合陽里西了墻村。我二世伯祖諱剛，憐弟幼弱，因從遷焉。剛祖于洪武十八年投滎陽侯楊大人帳下效用，因屢戰有功，封世襲德（疑缺字——引者）將軍，錦衣正千戶。
而在河南洛陽市棘針莊《王氏墓碑》中，有署順治九年（1652）三月一位“明末進士”的碑文，也說
洛東西凹王氏乃三槐之裔派也，本出自山西洪洞大王莊之支。先祖諱槐閣，字多闕，行三。
都出自同一村莊。盡管還不能找到洪洞有“大王莊”這個地名，碑文和族譜中也還有許多疑點，但可以肯定自明代就有了洪洞移民的說法，“槐樹”的痕跡也出現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數族譜和墓碑中提到其祖先來自山西洪洞的，后面的具體地名都被省略或者磨損了。如署清乾隆十九年（1754）的河南內黃馬固村《明故王公神道碑》：
“始遷祖山西平陽府洪洞縣（后缺字——引者）人也?！?/p>
這讓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們并不知道祖先的具體家鄉，說山西洪洞不過是人云亦云。
這樣的懷疑也得到了部分資料的支持。在河南濟源南水屯村的張家祠堂，祠堂正中所供香案上的牌位上寫著：
“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縣遷至濟源南水屯，迄今已六百二十九年。”
西墻上懸掛的《張家祠簡介》除了講述同樣的話外，接下去說：
“長子思義是吏員，次子思徽于洪武丙子年舉茂才，任湖廣荊州府通判，承直九年考滿，于永樂年間升戶部員外郎。洪熙元年為祭奠父母，撰文刻碑。清乾隆四十二年重刻此碑，保存至今。”
我們也在祠堂院內見到了這塊碑，由于刻寫年代距離傳說中的移民時間很近，應該比較可信。該碑碑額為“戶部員外郎張秉先考處士張公墓志”。墓志往往刻寫在方形墓蓋之上，但我們所見到的，卻是清乾隆年間將墓志移刻而成、立在那里的一塊碑石。我們先不去思考這也許反映了一個從墓祭到祠祭、以至墓志變成石碑的過程，仔細觀察其中文字，曰：
“公諱威卿，乃濟源之世家也。其所居縣曰沁陽，里曰堽頭，村曰南水屯，是其先祖之發廬?！踟氏茸嫫浔悖跻跃友??！?/p>
十分清楚的是，這塊撰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距離所述事件僅20多年的墓志，不僅沒有提到這位始祖從山西洪洞移民的經歷，反而寫明他是這里的土著。
到了清代中葉，傳說中的那些地名也開始在族譜和墓志中出現。如署清康熙六十年的河南內黃刑固村《王氏祖碑》：
“山西洪洞縣棗林村，乃余家祖居也?！?/p>
署清道光二十三年的河南孟州市冶墻村《孟氏墓碑》：
“相傳洪武二年攜弟原清從山西洪洞縣廣濟寺奉詔遷于此?！?/p>
這樣的說法。無論其說法是否屬實，前述傳說的流傳也已有了大約300年的歷史。
但是，族譜在不斷的重修中逐漸變化或豐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復雜的。如河南濮陽市胡村有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其中說：
“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東南細城村”
濮陽縣習城鄉也有同樣的碑記。但到后世所修的濮陽市西郭寨《任氏族譜序》中，內容就變成：
“明洪武年間，因兵亂，吾先祖仲康、仲熙、仲和三兄弟自山西大同、平陽，經洪洞（后缺字——引者）東遷……至今六百余年，現有五世祖孟旸于弘治十五年給始祖立石為證。”
弘治十五年碑文中既無時間，又未提到洪洞，怎么能為這些新增的內容作證呢？
族譜編修因為各種原因中斷，導致早期的族譜丟失，后人無法忠實于最初的記載，應該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河南洛陽西山嶺頭康熙修《李氏家譜序》中，雖明確指出其先祖于洪武二年（1369）來自洪洞，但也提到這中間已間隔了14世，“至明末年闖賊寇境，玉石俱焚，家譜遂不復為所有”。同樣，河南濮陽縣謝家店康熙三十七年修《謝氏創修家譜序》中也明確記載其祖先原籍洪洞，在明初奉旨帶著家譜遷徙到這里。但“洪洞載來之譜已于明季亂離之際，遭兵火為灰燼矣”。這樣的說法在族譜中非常常見，使我們有可能質疑清人重修族譜時對祖先來歷的說法是否失實。
由此感到，族譜中雖大量提及洪洞遷民之事，而且言之鑿鑿，但其中疑點很多，很難被視為有力的證據。特別是在這些族譜中，還將我們前面曾舉到的某些傳說故事寫入，作為家族歷史留傳，族譜這樣的書面文本又成為口述傳說的載體，共同夯實和傳遞關于祖先的歷史記憶。
其實越是晚近修的族譜，吸收傳說的內容越多，而且明確寫祖先來自洪洞大槐樹、老鸛窩的也越多。最早有這類記載的家譜是署明萬歷十四年（1586）的江蘇豐縣劉家營村《劉氏族譜》，說“吾家世居山西洪洞縣野鸛窩，世遠代更，未易追數”。但此譜并非明代原本，傳抄過程中增改的痕跡很多，此句也有后世增添的可能。傳說進入族譜，便成為可信的史料，族譜所說再被采擇進入正史或者學術性著作，歷史就這樣被亦真亦幻地建構起來了。
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所有記載其祖先來自山西洪洞的族譜在這一點上都是虛構的，也還有很多族譜記載其祖先來自山西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省份。在歷史上的許多時期，人口遷移是很頻繁的，山西也是如此，甚至政府有組織的移民行為也是確定的事實，為什么就不能有洪洞來的移民呢？署清乾隆五十年的山東鄆城黃安鄉馮屯《馮氏族譜》雖然也在開始說“予家系出晉洪洞縣老鵲窩民籍”，但后面又談到“吾族自前明洪武九年，以山西洪洞縣城南羊獬，遷濮州城東金堤居焉”，羊獬村確在洪洞縣南，可見他們知道祖先確實來自何處，只是為了從眾而提到并不存在的“老鵲窩”。問題在于這些在族譜中自稱是洪洞移民的數量太大了，對此，已有學者表示懷疑，并認可洪洞作為移民中轉站的說法，但這并無可信的史料依據。大槐樹、老鸛窩這些虛構的象征性地名又至遲在清代前期已經出現，流傳極廣。究竟是什么原因讓社會這樣記憶他們的歷史，并導致歷史的重構呢？
▍“大槐樹”與地方史料的記載
讓我們暫時脫離傳說與族譜，對時間定位比較明確的地方文獻做一點考察。目前國內現存最早的《洪洞縣志》是明朝萬歷年間修的，由于大部分傳說和族譜把洪洞移民事定位在明洪武或永樂時期（也有少部分定位在明中葉和清初），應該說這個版本距離這個時段還不太久遠，但全書竟沒有任何地方提到移民事情，更沒有提到過大槐樹和老鴰（鸛）窩。
第一，據該書記載：“相傳舊無城，至明正統十有四年，始奉文創筑土城?！睋f新修的這座城還非常簡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傳說發生遷民的明初，這里還是個四周沒有城墻的地方，只是到了發生“土木之變”那一年，才開始修筑簡易的城墻。我們很難想像明政府如何在這里設立什么機構，或者派駐軍隊來實施有組織的移民活動。
第二，該書說，“宋元以來，都圖因時更易，國初洪洞都里舊四坊，統八圖（在城內），遵教廂（在城外北關），四鄉統十都，十都統九十八圖”，然后具體記載了各都所統各圖的名稱在所發現的墓志、碑刻、家譜中，自稱祖先來自洪洞某某具體地方的，都很難與這些記載的地名對上號。
第三，按該書的統計，洪武二十四年，洪洞有11900戶，92872口；永樂十年，有11592戶，87775口；成化八年（1472），有11448戶，98240口。如果這些數字是可以信賴的話，那么永樂年間比洪武年間少了300多戶、近5000口；成化年間也是許多地方記載從洪洞向外移民的一個時期，這時比永樂時少了140多戶，但人口增加了1萬多。我們不能斷定少的這些人戶就是移民走了，就算是的話，這樣的規模究竟是否能造成那么大的影響，也還是個問題。
但上面都還說的是關于洪洞移民的問題，而與我們的主題直接相關的是本書關于廣濟寺的記載。在較晚近的記載和傳說中，廣濟寺就是大槐樹的所在地。 順治《洪洞縣續志》與康熙《洪洞縣續志》也沒有任何記載大槐樹、老鴰窩以及洪洞移民的資料。而雍正《洪洞縣志》記載廣濟寺條與萬歷志基本相同，唯后加一句小字：“即今北橋寺舊址?！闭f明廣濟寺至遲已在晚明以前遷到另外一個地方。如果以前（明初）在廣濟寺曾有過大槐樹的話，這棵樹一般是不會與寺一起遷到后來的這個地方的；如果大槐樹是在后來的這個地方的話，那么它必不會與明初的廣濟寺有什么關系。唯一的可能，是以前的廣濟寺那里有棵大槐樹，曾與移民史事有關；至遷寺之后，則在某個時期根據以前的說法在這里再造一棵大槐樹。
直到民國6年的《洪洞縣志》中，大槐樹移民才有了痕跡。在其卷7《輿地志·古跡》中，“大槐樹”等條記為“新增”，即：“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按《文獻通考》，明永樂間屢移山西民于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樹下為集會之所。傳聞廣濟寺設局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因歷年久遠，槐樹無存，寺亦毀于兵燹。民國二年邑人景大啟等募貲豎碑，以志遺跡?！?同時，該書卷17《藝文志下》還記載了清人祁宿藻的《洪洞感舊》等詩：“予家老籍洪洞，以數百年于此矣，今日重至故里，殆天緣也，感而賦詩，時主玉峰書院講席。”詩云：
吾家遷居舊槐里，五百年來還過此。男兒有志在四方，況此他鄉是故鄉。入鄉不識鄉間路，父老當年釣游處。一經蓮橋花滿城，問津疑是桃源渡。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明確判斷這些象征出現的具體時段，更無法解釋為什么在這樣一個時段出現。更重要的問題是，大槐樹甚至老鴰窩究竟是在什么時間、為什么開始被知識精英所重視，這些可能以前被視為鄙俚不經的說法在什么時候、為什么被堂而皇之地刊布在地方史乘之中？
當我們把口述文本與地方史乘對照起來時，總體印象是，首先，關于大槐樹移民之事大量存在于民間傳說與族譜之中，而在民國或晚清以前的地方史乘中比較少見。那么，究竟是因為那以前的文獻記錄者認為這些傳說荒誕不經而不加采錄呢，還是由于那以后的知識精英因某種原因刻意弘揚這些象征（包括在文獻中對其加以記錄），而造就了這些傳說呢？
其次，無論是地方志、碑刻還是譜牒，文獻中對洪洞移民、大槐樹等象征的記載是比較簡單的，而在民間傳說中總是比較豐富的。從我們對這些傳說即將做出的分析來看，它的情節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豐富添加起來的，許多內容是不斷黏附上去的，那么，這個豐富、添加、黏附的過程究竟是在知識精英的弘揚之前發生的，還是在其后？
總之，在民國之前，對于洪洞移民和大槐樹，地方志的編者是不會不知道的，但卻似乎是有意把它們忘卻了。關于它們的記憶似乎只在洪洞以外的地區通過傳說、族譜留存著，直到民國6年為止。難道本地人對此事全不介意，或者竟有什么難言之隱？
▍“大槐樹“之思：我們該如何記憶歷史？
傳說顯然是民眾記憶歷史的工具之一，對于那些沒有通過文字記憶歷史的能力和權力的人來說，就更是如此。但由于傳說往往經歷了許多世代，因此不斷疊加了不同時代的講述者記憶的歷史，它也就成為一種“長時段”的歷史文本。
前文所舉的大槐樹遷民起源的傳說，其主要內容是講胡大海復仇的故事。胡大海、常遇春甚至明成祖朱棣，都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他們的生平事跡也都與華北有直接的聯系，但傳說所借用的歷史也就到此為止了，剩下的情節雖然主要圍繞他們展開，但都不是為了講山西移民的問題。故事大都以“復仇”為母題，有的故事帶上一個大雁帶箭遠飛、使朱元璋的報復限制破產的情節；有的故事帶上“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教訓性情節；有的故事帶上人獸婚的情節，由此出發，自然引出復仇的主要情節。這些成分都帶有鮮明的民間性和虛構性，就一般情況來說，傳說到此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完整性，沒有必要與大槐樹移民發生直接聯系。不過，以上傳說還是向我們透露出某些有價值的信息，那就是這里面都隱含著關于北方少數民族的看法。
民國之初，曾在清末任山東觀城、茌平等縣典史的洪洞賈村人景大啟卸任回鄉做幕，向一些商人、士紳募得390多兩銀，在所謂古大槐樹處樹碑建坊。據他自己說是由于樹和寺均已不存，“第恐年代愈遠，稽考無從，亟思所以表彰之”。 但據同時人的記載，似乎直接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時“盧協統督師南下”，軍隊到洪洞時，因為這里相傳是自己的祖籍，因此“城郭安堵”，“于是洪人感大槐蔭庇無窮，仍醵資建設牌坊、亭榭于其側”。
這種做法本來極類似于對地方神靈庇佑百姓的一種報答，或者就是塑造神靈權威的一種做法，但是當時人卻把它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現代構建聯系起來。民國6年《洪洞縣志》中有一篇賀柏壽撰寫的《重修古大槐樹處記》，其中說道：
自來名勝古跡，率以帝王將相所發祥，高人逸士所隱跡，遺后人勒石記載……然此為續文獻之征，而非民族之系也。方今民國肇造，社會主義播騰寰區，凡有關民族發達之原者，允宜及時表章，藉識人群進化之由，俾免數典忘祖之誚。然則吾邑古大槐樹處之待于揭橥者，故不重哉！……蓋爾時洪地殷繁，每有遷移，其民必與，而實以大槐樹處為會萃之所，宜乎生齒蕃盛，流澤孔長，后世子孫，聞其地而眷懷鄉井者，種族之念為之也。
類似的表述如賀椿壽《古碑保障說》等。大槐樹已經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征，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它的意義被提升到團結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為現代民族主義話語（nationalist discourse）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另外有個說法也引起筆者的極大興趣。在今天東北的許多地方，凡晚清、民國時自山東遷來的移民，即“闖關東”的山東人，都自稱祖籍“小云南”或“山東小云南”，甚至在某些族譜中記為“山東小云南大榆樹”，小腳趾也是復形。據學者考證，明初傅友德、沐英率軍征云南，后其中本來來自全國各地的許多軍戶轉駐山東各衛所，主要是駐云南烏撒衛屯田的軍戶，隨徐輝祖遷至山東鰲山衛，一次即達7萬人。這些人往往在云南娶妻生子，故以云南為祖籍。在今山東即墨的多數家譜中，多提祖籍為“云南烏沙衛大槐樹”或“槐樹溝”、“大槐樹里頭”等。 顯然，山東、小云南、大槐樹等地名是在移民的不同時期疊加進來的，是民眾歷史記憶的典型表現。因此，大槐樹已經成為許多祖籍不同的移民的共同象征，而不為山西洪洞移民所特有；同時，這個象征可能的確與前面所說的衛所軍戶移民有很大關系。對于闖關東的山東人來說，不存在特別嚴重的移民與土著的緊張關系，因此并不需要強調來自山西洪洞，只用大槐樹作為祖籍象征就夠了。
我們在有關洪洞大槐樹遷民的傳說故事中發現了兩條族群認同的軌跡。
一條軌跡是宋代以后北方族群混居的歷史為背景的，這種情況又因元代漢族族群的受壓抑而得到強化。看看前面舉出的那些傳說，箭程劃地界、燕王掃北，都與對蒙古人的歷史記憶有關；特別是關于常遇春、胡大海的傳說，把這兩位色目人的后裔說成了人獸婚的產物！如果去追尋大槐樹傳說的人口遷移背景的話，我們是去探索移民史意義上的真實；如果去追尋該傳說產生和流傳背景的話，我們就是去探索心態史意義上的真實。很顯然，族譜和地方文獻中記述洪洞移民之事，可以早至宋元時期， 但強調大槐樹的記載則多在明清、特別是清代中晚期之后，幾乎所有的傳說故事也都把其歷史背景設定在明清兩朝，特別是明初和清初。除了此時期確有規模較大的移民活動之外，我們無法不考慮這兩個時期也都確實存在著族群間高度的緊張關系，存在著加強族群認同的較大需求。其實移民史與心態史本身是有其內在的聯系的，因為明初或清初的人口遷移必然引起原有族群關系格局的變動，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大槐樹傳說中流露出的移民的痛苦，視為“故土難移”，即對地理上或空間上變化的反映，而也應視為對族群關系變化的反映。傳說中解手、背手、腳趾甲、人獸婚、燕王掃北、紅蟲、箭程劃地界等等，都傳遞著許多與族群關系相關的隱喻性信息。
另一條軌跡則是在清末民初開始出現的，一方面，初步喪失了可以同化一切異族優越感的中國有了亡國滅種的威脅；另一方面，西方達爾文的單線進化論和近代民族國家概念也開始傳入中國，影響到許多知識精英的思想。對于那些地方的知識精英來說，他們便開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權力，對傳統的資源加以改造，他們希望把大槐樹從一個老家的或中原漢族的象征，改造成為一個國族的（national）象征。本來任憑樹倒寺塌，人們并沒有對這些象征多加關注，本地的文獻對此也只字不提，但自此時起，他們開始重新發掘這些象征的意義，重建那些有象征意義的實物，在地方文獻上記錄有關史實，然后他們再通過碑記或者志書點明其意義所在。甚至有個民間傳說把自己說成是軒轅黃帝的后代，而黃帝也是洪洞某地的人。應該說，在本文所舉的那些傳說中，其內容看不出與后面這條軌跡有多大的聯系，特別是許多傳說的主體部分也與洪洞大槐樹關系不很直接，因此，我個人不主張說，這些傳說是在這時大批制造出來的（但也不會早于清代中葉），但是這些傳說的廣泛傳布，一定與這個時期、與知識精英的推波助瀾有關。
前面已經說過，這些傳說的文本并不是在一個時間里形成的，它們經歷了一個豐富、添加、黏附的過程。多數故事是在講移民的原因、背景和后果，它們和移民是兩個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獨立部分，胡大海復仇、燕王掃北或者那個天鵝處女型故事完全可以到此為止。但是它們被嫁接在一起，因此傳說就可以被概括為史實加故事這樣一個簡單的公式。而嫁接的目的就是使傳說因為增加了史實而顯得更為可信，又使傳說因為黏著了故事而顯得更為生動，從而便于記憶和傳承。就故事和史實這兩個部分而言，故事是比較純粹的老百姓的創造，史實則多是文人的傳輸；老百姓為傳說提供了幻想的情節，曲折反映他們的某種經歷和心態，文人則為百姓提供了某種歷史的背景知識，使后者在創造傳說時有了依據。通過這些傳說，百姓要告訴后代的，是關于社會劇烈動蕩的記憶，是關于族群艱難分合的故事，但是這些傳說也一定反映了知識精英的某種努力，他們在努力創造一些新的東西，來幫助這些傳說進一步地傳承和擴散。今天洪洞大槐樹等網站的建立以及上面的所有內容，正是在新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氛圍內精英參與創造和普及傳說的現代體現。
由于洪洞大槐樹的傳說具備這樣的因素，使它在影響力方面超過了其他關于移民祖籍的說法，在一個相當大的范圍內形成了關于族群認同的話語霸權，而造就這些因素的背景，又正是上述兩條先后出現的族群認同的歷史軌跡。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人們對于自身歷史的記憶不僅是一種社會的建構，而且是出于面臨具體的生活境遇時的需求。當這種歷史記憶成為一種社會記憶的時候，人們必須為此創造出可以共享的資源，獲得形成社會記憶的契機。
本文原發表于《歷史研究》2006年2月刊，原題為“祖先記憶、家園特征與族群歷史：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解析”。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