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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最近一系列事件，讓世人再次感到美國霸權的蠻橫。許多人認為，面對戰略安全環境可能發生的實質性改變，中國必須加緊準備。其中一個重要的戰略方向，就是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建構自己的資源體系、市場體系以及技術支撐體系。要做到這一點，前提是有力激活并充分尊重包括非洲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能動性和主體性。但長期以來，在主流輿論乃至相關研究中，非洲一直被視為大國博弈的棋子和等待救助的對象。事實果真如此嗎？
本文截取從新冠疫情以來，特別是俄烏沖突歷史節點下，非洲人如何看待大變局下的世界和自身、如何應對危機的片段，掀開被各種負面媒體報道甚至學術文章層層遮蔽的大幕。作者指出，非洲一直被忽視被歪曲，被簡單等同于貧窮、落后的代名詞。多種拯救非洲的倡議，也更多只是“固化了貧窮的形象”，似乎非洲永遠“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這是對非洲在整個歷史過程中的創造性和能動性的無視與蔑視。作者認為，在適應氣候變化、抗擊新冠疫情、解決糧食危機、回應俄烏沖突等過程中，非洲各國一直以來過度依賴與原宗主國之間縱向關系的局面正在發生變化，大陸內部各國之間平等協作的橫向關系和整個大陸的內循環日益增強。非洲的能動性值得尊重，非洲的未來值得期待。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8月刊43-53頁，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被忽視的自強大陸——多重危機中的非洲能動性
? 劉海方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2022年6月在德國舉行的七國集團（G7）峰會，提出要解決全球戰爭、糧食短缺、能源價格震蕩和通貨膨脹問題。發展中國家元首也有參加，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亞，但只有4位非洲人受邀——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恩戈齊·奧孔喬-伊韋阿拉、非盟輪值主席國塞內加爾總統和南非總統。沒有受邀參加的肯尼亞總統肯雅塔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提出七國集團應該向非洲學習如何應對多重危機的經驗。
▍七國峰會與非洲經驗
有點兒石破天驚。非洲給七大國上課？非洲經常被描述為一團混亂、毫無秩序和希望的“黑洞”，學者難免與普通媒體文章一樣簡單地擁抱這種非洲觀，在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視角下無視或歪曲非洲，不相信非洲自身有任何正面積極的努力，更不必說看到其創新性舉措。肯雅塔怎敢向言必稱“拯救”和“治理”非洲的西方發達國家分享危機治理經驗呢？
七國峰會討論的“全球性挑戰”，首先是歐洲土地上正在經歷的戰爭，而不是非洲國家當前面對的各種挑戰：不是迫在眉睫的多重性質的非洲糧食危機，更不是關于碳排放量最少但遭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非洲如何應對近年來不斷發生的洪水、干旱和蝗蟲災害的。如果說七國峰會仍是全球秩序中最重要的行為體，那它也已經嚴重缺失世界領導力，甚至其內部早已漏洞百出、缺乏互信——正如歐盟當家人馮德萊恩女士在接受采訪時提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剛剛推翻羅伊訴韋德案，與會者關注的竟然是并不在日程中的性別平等，他們都覺得“這是美國司法的倒退，悲哀且憂心忡忡地離開了會議”。
七國峰會值得關注的進展是，與以往只是宣誓團結、鮮少具體行動計劃不同，這次終于打出通過籌集公共和私有資金共同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衛生、氣候變化、性別平等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6000億美元大單，美其名曰“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也許是對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在2021年七國峰會上的提醒——“說到（非洲的）基礎設施，為什么總是說中國會做？”——的回應，拜登終于宣布了若干對非項目，但同時強調：“這些都不是慈善，而是投資，提供資金的各方民主伙伴國家將在未來5年看到收益。”
美國及其伙伴似乎學習了中國等新興發展經濟體的做法，但“華盛頓共識”以來長期使用的有條件（民主化、人權、市場化）援助，是否不再作為外交手段對非洲國家予取予奪了呢？以上宣布的具體項目是否能夠像拜登宣布的那樣“更具實效”，還是像此前很多年的援助承諾一樣虛多實少，也需要在未來5年內看結果。正如非盈利組織“全球公民”副總裁弗里德里克·羅杰的評價：“目前七國總的援助額度是其國民生產總值的0.32%，遠沒有達到承諾的0.7%目標，希望該項目能夠促進發達國家更多地參與和支持全球的發展。”
肯雅塔總統的公開信，毋寧說是呼吁七國集團睜眼看看被關在會議門外的非洲自身在怎樣應對危機。非洲應對多重危機的經驗，首先是超越眼前的危機，去思考引發危機和災難的深層原因。非盟2021年與所有成員國共同制定了“非洲加速適應計劃”，“這不是一時的趕時髦，而是關系大陸的生死存亡”。氣候變化全球適應中心和非洲開發銀行為此發起了為期5年的250億美元計劃。肯雅塔強調，這是非洲集體性思考并行動起來，以投資未來的方式應對已經在發生的重大挑戰的體現。與之前很多應對氣候變化的緊急資金不同，該氣候適應資金是一種長期投資計劃，比如用于撒哈拉以南國家農業適應項目的年度投入是150億美元——如果無所作為，損失將達2010億美元。2021年，非洲國家雖普遍頂著巨大的財政壓力，還是為該項目投入了30億美元，啟動了聯系農民與市場的基礎設施項目、預防岡比亞和貝寧海港免受風暴和海平面升高威脅的民事工程、解決加納氣候脆弱性的道路和電力網絡項目。此外，非洲國家政府已經完成承諾《巴黎氣候協議》任務的資金，額度達到了660億美元。
▍抗擊新冠疫情的優等生：協調合作的新泛非主義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初期，多家權威機構預測非洲大陸至少將有7000萬人感染、300萬人死亡。然而，截至2022年6月30日，非洲大陸感染病例為1200萬，總死亡人數為25.5萬。非洲沒有像其他地區那樣快速地“淪陷”為疫情重災區，而是在非盟、非洲國家共同努力下，實現快速預警和檢疫能力培訓與布防、盡可能斬斷疫情擴散鏈條，并且深入社區，通過提高警戒意識、傳播必要防疫知識、提供必要救助，最大程度地減少了疫情對于這個不斷被視為全球公共衛生防疫“最洼地”的沖擊。一時間，諸多研究者、非政府組織紛紛開始討論非洲何以奇跡般地在全球所有地區中間脫穎而出，成為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優等生”？多數討論都圍繞著最年輕大陸的人口構成、氣候、更少交通基礎設施聯通等客觀因素，正如非盟疾控中心主任所抱怨的：“只歪曲非洲檢測和收集數據的能力，但沒有人討論非洲做對了哪些，甚至有哪些可以作為經驗分享給還在疫情陰云籠罩之下的世界的。”
在2014~2016年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教訓之后，非盟建立了疾控中心。新冠疫情一暴發，以非盟疾控中心為核心的技術工作組立即成立，對各個次地區的疾控中心進行指導，進而實現對每個成員國在預警響應能力方面的指導和協助。2020年4~5月，歐洲和美國相繼淪陷為疫情震中地區，不但根本無暇顧及非洲，甚至阻斷各種醫療防護物資和藥品的供應鏈以首先保障自己的需要。非洲國家以各國自身預算緊急調用“戰疫資金”，只有32%的資金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外部機構。成百上千的非洲基因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跨國合作研究，非盟疾控中心協調所有國家衛生部長每月舉行兩次會議，機制性地保證了以及時的學術跟蹤研究支撐各國政府和非盟層面的快速反應決策。非洲衛生和基因病理專家的成就斐然：例如在尼日利亞，48小時就能對來自意大利的病例進行基因排序；南非科學家們及時發現并公布了奧密克戎變種毒株，提醒非洲國家加強了新一輪免疫和防范，也警醒全球北方國家及時調整了公共衛生政策。非盟疾控中心主任肯格松博士發表在《自然》雜志上的文章認為，這體現了“非洲經驗的力量”：“90年代中期艾滋病毒大流行引發的大規模災難，使非洲一開始就特別警惕新冠病毒，全力以赴投入到跟蹤研究中；讓我們自己行動起來的另外一個動因是，我們意識到國際合作和多邊機制是多么脆弱不可靠：一方面富國已經研制出藥品，另一方面非洲卻有千萬人死于這些傳染性疾病……（非洲）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勝利，主要得益于在充分的數據和研究支持下的快速和協調應對……協調合作可使可用資源整合起來發揮最大化效益，這與世界其他地區在抗疫中的僵化政策和分裂如此不同。”
隨著疫苗的推廣使用，北方國家逐漸完成了大部分人口的疫苗接種，非洲國家領導人卻還在為疫苗而四處奔走。截止到2022年6月30日，各國的注射疫苗比例參差不齊，既有剛果（金）、馬達加斯加、尼日爾、馬里等國只有百分比個位數接種率，也有接種率70%以上甚至80%的塞舌爾、博茨瓦納、毛里求斯，而大陸人口第一大國尼日利亞與第二大國埃塞俄比亞分別只有13%和25%。如同2020年3月份以集體名義共同向二十國集團發出免債和延緩債務吁求一樣，非洲領導人共同呼吁開放疫苗知識產權，也成立了大陸統一的防疫物資和疫苗集體采購系統。
更重要的，如肯格松博士反思的，非洲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依賴外來（主要是西方國家）的公共衛生安全命脈，是時候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從疫情開始時沒有醫療物資可以購買，到現在遭遇疫苗公平分配問題，非洲不斷遭受公共衛生挑戰，也不斷被富國的無情和自私所震驚。如今各國顯然有更加堅定的意愿和決心，去尋求必要的能力和技術，盡可能團結非洲兄弟國家，最大化集體資源，保障大陸內的藥品和物資生產，完善公共衛生體系。然而，阻礙非洲行動的，不僅僅是非洲國家的客觀條件和內部可用資源相對有限，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和既有的國際合作體系也經常成為更大的掣肘。南非總統在一次會議上說，只要大醫藥公司在疫情期間開放知識產權，大陸上有7個國家可以進行疫苗生產，但得到的回應卻是：“你們就完成最后的包裝分發就好了——我們知道這樣對你們更好！”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挑戰之下，非洲大陸是全球第一個以區域性的機制共同抗疫的地區。最初各掃門前雪甚至展開物資搶奪大戰的歐盟國家，或許是受到非盟經驗啟發，開始逐漸放棄“公共衛生民族主義”，轉而采取“一個健康”理念下的共同抗疫政策。2020年7月，聯合國環境署發表題為《如何預防下一次傳染病大流行》的報告，從“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健康”的角度提出，非洲大陸經歷了多種動物性傳染疾病，這些寶貴的經歷值得全世界學習。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國際組織也正在研究和分享“非洲經驗的力量”。
▍糧食危機的解決之道：不要救濟，要自己田里有糧
新冠疫情的最大影響來自經濟領域，因為嚴重依賴外貿是非洲經濟體普遍的結構性特征。疫情發生以來，非洲國家經歷了25年以來第一次重大的經濟倒退。接踵而至的俄烏沖突無異于雪上加霜。沖突爆發后的幾周內，全球小麥、食用油和石油能源的價格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快速飆升，到5月份，非洲市場上小麥價格已經增長了1倍，化肥價格漲了3倍。1/4非洲國家嚴重依賴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糧食出口，全球金融市場和供應鏈的不確定性給非洲糧食安全拉響了更高級別的警報。
非洲人口從5億增長到2009年的10億只用了27年， 現在則已經增長到14.06億。新世紀前20年非洲經濟整體面持續向好，城市化進展快速，城市中產消費群體興起，飲食結構也更加多元化。與此同時，非洲糧食產量雖有明顯增長，但遠遠不夠滿足激增人口的總需求和城市化人口多樣性的需求。大陸內農業基礎設施和交通基礎設施上的局限，加之往來關稅壁壘林立，依賴外部市場進口成為解決路徑。冷戰結束后全球迅速互聯互通的盛景下，人們很容易相信全球市場足以互通有無。僅2007~2019年間，非洲小麥進口量就達到4700萬噸，增長了68%；預計2025年，非洲小麥消費量將達到7650萬噸，其中63.4%需要進口。
非洲國家的有識之士很早就提出應該提升農業生產，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轉型，徹底擺脫極度受制于外部市場的資源依賴型經濟，向獨立自主的多元平衡體系轉型。新世紀以來，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更推動了非洲智識精英不斷提出“學習中國、印度、巴西經驗”，以農業革命推動工業化、減貧和國民經濟轉型。全球地緣政治危機引發的社會經濟動蕩，再一次強烈提醒非洲精英們轉變思維，減少糧食對外進口的依賴性。2021年，非盟委員會和非盟下屬發展合作機構“非洲新發展伙伴關系”，依照非盟2063議程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制定了非洲國家在糧食問題上的“共同立場”目標。非盟2003年曾經出臺《非洲農業綜合發展計劃》（要求非洲各國年度預算的10%用于農業發展）和《馬拉博宣言》（努力達成農業公共投入、農業GDP增速每年保持6%、在農業價值鏈為青年至少新增30%的就業崗位）兩份文件，新的“非洲共同立場”則綜合和統一了所有這些相關文件和新的觀點，提出了在下一個10年轉變非洲糧食生產體系的方案——首要問題就是在日益增長的脆弱性和外部震蕩條件下提高自身韌性。
目前非洲的糧食體系面臨的嚴重挑戰包括：氣候變化和極端天氣事件，可促進提升產量的技術有限，灌溉體系缺乏，雨養農業為主，以及大陸各地經常爆發的蟲災。氣候變化已經導致4000萬人口處在饑餓貧困的邊緣。2019年，非盟發表《非洲農業綜合發展計劃》雙年度回顧報告，指出2017年以來非洲糧食和營養安全狀況實際上在惡化，《馬拉博宣言》提出的“2025年終結饑餓”目標很難完成。因而，非洲當前面臨因應外部震蕩增強韌性和滿足基本營養需求的雙重任務。非洲的“共同立場”與中國發展內循環的邏輯一致：種植小麥和油料作物的國家應該提升加工和供應周邊非洲國家的能力，以促進非洲大陸內部貿易的方式抵御全球供應鏈中斷的風險；沒有種植和生產這些糧食作物的國家，則需要將一些需求量較多的作物納入自己的糧食價值鏈，減小對于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依賴；更重要的是，提升非洲大陸內部的貿易，振興非洲自己的農業產業。
實際上，非洲糧食生產的優勢條件很明顯：擁有全球60%的未開墾可耕種土地，有條件種植滿足自己所需的食物，甚至向全球市場出口。此時推動大陸糧食體系轉型的另一個明顯有利條件，是2021年1月1日開始運轉的非洲大陸自貿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非洲國家可以充分利用這個大陸協定，推動商品農業發展，增加生產和附加值，并保證質量好、符合標準的糧食優先供應本地區市場。近年來，非洲大陸在信息通信技術方面獲得了長足進步，在提高糧食生產，助力小農種植者、加工者和零售商等方面大有可為，但目前并未充分呈現出大規模的跳躍式發展。俄烏沖突則再一次敲響了非洲結構性弱點和脆弱性的警鐘，要求糧食安全問題必須從非洲大陸層面獲得解決。但結構性轉型能否成功，取決于非洲國家實現大陸和地區解決方案的意志，這是外來危機發生時建立和保持強大韌性的根本。非盟將2022年確立為非洲糧食和營養年，已經是行動的開始，目標就是增強糧食和營養安全方面的韌性。
作為非洲最大的區域型國際合作開發機構，非洲開發銀行在新冠疫情伊始就推出了解決非洲糧食安全的計劃。非洲開發銀行行長說：“糧食援助不可能喂養所有人，非洲人不要被施以飯食，而要田里有糧——非洲人要學習機械種植收割足夠養活自己的糧食，驕傲地端著自己的飯碗，而不是沒有尊嚴地等著救濟。”過去3年間，該銀行成功幫助7個國家近200萬小農種植抗旱小麥，獲得了巨大成功。俄烏沖突以來，非洲市場突然出現3000萬噸小麥、大豆、玉米等糧食的缺口，非洲開發銀行迅速推出了給2000萬小農提供優質種子、化肥和延伸服務的支持項目，以便在5月雨季到來的時候及時播種，涉及的金額高達15億美元，被稱為該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農業發展投入，據信該項目2年間能夠多生產出價值120億美元的糧食。非洲開發銀行已經攜手非洲國家農業部長，在這個2年周期的糧食緊急促進生產計劃后，再用5年的增強版計劃扶助4000萬小農。
▍俄烏沖突背景下非洲的“外向性”與橫向合作加速
俄烏沖突爆發的第二天，非盟輪值主席薩爾總統和非盟委員會主席法基先生立刻發表聲明呼吁雙方立即停火。3月2日聯合國大會進行的關于譴責俄羅斯的投票決議上，非洲國家約半數投了贊成票，并未簡單追隨美歐國家的邏輯；在發言解釋政策立場時，三個非洲非常任理事國家中的肯尼亞代表發言說：“即便領土邊界是被殖民主義者蠻橫無理劃定的，非洲國家也不尋求武力改變領土現狀，因為這意味著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實際上這樣表達，恰恰是非洲弱國小國在現有國際秩序里普遍的“求生之道”——為了避免自身受到大國、強國干預的可能前景，而不斷高聲在國際舞臺上強調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主權、領土神圣不可侵犯。實際上，北約10年前轟炸利比亞、推翻卡扎菲政權的舉動，一直被非洲領導人視為記憶猶新的恥辱和教訓：不僅是剝奪了非洲國家自己的決策和行動力，而且意味著各國都有可能像利比亞那樣被政權更迭。同時，北約的行動也一直被認為是引發北部非洲和薩赫勒地區動蕩至今的原因，納米比亞代表2012年曾公開聲稱：“北約應該被國際法庭審判。”俄烏沖突以來，南非等國領導人多次在多個場合發聲批評西方的不反思態度，認為正是北約一味推動東擴，才使得戰爭不可避免。基于自身以和平手段結束300多年種族對立和極端種族壓迫政權的歷史經驗，南非自認為可以為建設性解決俄烏沖突提供參考，因而還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一份和平解決的議案，并獲得50多票贊成。
聯合國大會4月7日召開緊急特別會議，投票表決暫停俄羅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比照3月2日的投票，此次非洲國家棄權為多，之前曾經投過贊成票的國家此次大多投了棄權或者反對票。擔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非洲國家加蓬投了反對票，肯尼亞和加納都投下了棄權票。三國代表在隨后的解釋發言中，都強調應該有第三方客觀中立的調查，不應在調查前就下結論。
從兩次聯合國大會上的表現可見，非洲國家越發明確地選擇了中立的外交立場，不簡單盲從西方來選邊站隊，而以自身現實的考量為重。畢竟1/4非洲國家對俄羅斯的小麥依賴度超過30%，其中貝寧達到100%，索馬里達到30%，蘇丹達到70%，南非達到35%，坦桑尼亞和盧旺達都達到65%。每年接受美國軍費高達13億美元的埃及，同時對俄羅斯進口小麥的依存度達到60%以上，左右為難。一直在國際道義上聲望頗高的南非，因為在小麥進口和礦業及能源轉型方面對俄羅斯有很高依賴，此次立場也呈現出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事實上，軍事影響力近年來在非洲大增的俄羅斯，特別受飽受恐襲打擾的尼日利亞、肯尼亞、利比亞和埃塞俄比亞等國青睞，俄國內生產的武器18%都銷往非洲。中非和馬里等國近年來依賴俄私人軍事公司瓦格納來打擊恐怖主義和反動武裝，馬里也因此敢于與老宗主國叫板，驅逐了法國駐軍和媒體。
塞內加爾開國總統桑戈爾曾說，主導非洲國際關系的仍然是縱向關系，即非洲國家各自與原來宗主國的關系；作為堅信泛非主義的第一代非洲領導人，他認為，非洲國家之間的橫向關系應該更加密切。獨立至今60多年，很多學者認為，非洲國際關系最明顯的特征一直是“外向性”，包括資源的獲取、發展模式，甚至政治合法性的來源都可以此概括。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庫珀教授認為，從奴隸貿易以來，非洲大陸財富積累的方式就變成了向外部日漸隆盛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源源不斷地輸出勞動力；殖民統治建立以來，為服務殖民礦業開采活動建立起來的交通運輸體系使得殖民國家成了非洲的“守門人”，守住礦山通道與運往世界的港口城市，就守住了非洲的財富；獨立以后的非洲國家繼承了這種“外向性”的特征，相比于左右逢源地從外界獲取援助金，從對外貿易中獲利，他們更少鼓勵從內部的經貿生產活動中求得發展和利潤。最晚近的一個例子，是一度被稱為“非洲小中國”的埃塞俄比亞。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埃塞俄比亞在強有力的“發展型國家”模式下取得了長足發展，但主要還是采取出口導向型工業發展路線，很多工業園的快速推進實際上都瞄準美國《非洲增長和機遇法案》（已經因為埃塞俄比亞內部沖突而被叫停）、歐盟優惠出口機制等外向性市場，包括中國公司在內的大量入園企業，按照規定是不能向埃塞俄比亞國內和其他非洲國家市場供應產品的。2020年以來，兩年多的內戰和新冠疫情，使得埃塞俄比亞工業園區普遍面臨缺少海外訂單和原材料供應的困難，媒體報道已有90%的園區停止運轉。這是否是非洲國家在當下追求發展過程中值得反思的教訓，還有待觀察。但非洲大陸自貿區運轉以來，近年來確實興起了新的內循環動力。如果說外部大國和新興經濟體還在繼續紛紛競相鼓動“追求非洲”的熱浪，內部的合作協同動力也正成為非洲平衡單向度“外向性”的新趨勢。
除了非洲國家主體，作為內部參與者，非盟框架下的很多機構、次區域組織及諸多企業家、公民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等，都紛紛以創新性的手段應對危機。比如，支持非洲大陸統一進行防護用品和疫苗采買的非洲進出口銀行，最近與非洲大陸自貿區合作，設計開發了農業產品采購系統，賣家和買家可以在系統中輕松實現信息互相對接，并通過系統進行交易。該系統特別支持非洲各國內部交易，使得之前囿于信息不通暢等原因不能交易甚至爛在田里的很多剩余農產品，實現了大陸內跨境流通供給。從長期制約非洲發展的瓶頸——基礎設施來看，獨立幾十年難以見到的跨國項目，在疫情以來的近3年時間里也有完成。如區域整合度非常高的東非共同體內的跨國鐵路項目坦桑—布隆迪—剛果（金）鐵路，坦桑尼亞通過自籌3億美元經費已經完成了在其境內的部分，目前三國共同向非洲開發銀行借貸另外6億美元推進剩余部分鐵路的建設工作。難怪地理位置在中部非洲的剛果（金）2022年也加入了該次區域組織，以求快速提升域內經貿合作，共同發展。有“水泥大王”美稱的非洲首富丹哥特，俄烏沖突之后迅速在拉各斯建立了煉油廠，預計2022年第四季度就可以投入使用，至少能部分緩解尼日利亞的油荒、油價驟增問題。因新冠肺炎疫情損失了46萬個工作崗位的南非，在德班舉辦了2022年非洲旅游展，旅游局負責人發言說：“疫情令我們都謙卑下來，意識到我們（政府部門）是多么需要私營部門。”根據南非發展部部長所言，中小企業創造了國民生產總值的70%，而政府部門只能夠創造30%。這次為期4天的旅游展，共舉辦了19000場大大小小的活動。與以往主要招攬非洲大陸以外的游客不同，這次展覽明顯出現了“內向”的趨勢，吸引非洲國家彼此之間的旅游成為新的亮點——這是非洲人消費能力提升的表現，也證明了大陸內循環趨勢的增強，反映了非洲精英們新的“投資非洲”“建設非洲”的自我取向。
▍結語：被歪曲無視的非洲與現實中的非洲能動性
美國學者霍華德·弗蘭奇在其新著中稱，沒有伴隨非洲人血淚的奴隸制度，就沒有現代美國的超級大國，非洲和非洲人對于整個人類現代世界的貢獻應該被重新評價。實際上，當代非洲也一直被忽視被歪曲，被簡單等同于貧窮、落后的代名詞。曾經稱“非洲是人類良知上的傷疤”的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2005年時召集“非洲委員會”，雄心勃勃地希望解決非洲貧困問題。委員會成員流行音樂明星鮑勃·吉爾道夫說：“全球化的凄風冷雨加劇了非洲的困難，更將其排除在外。”有學者評價，這種拯救非洲的倡議，更多只是“固化了貧窮的形象”，似乎非洲永遠“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是對非洲在整個歷史過程中的創造性和能動性的無視與蔑視。非洲的問題固然有獨立以來政策不當的原因，但必須討論非洲被一手圣經、一手拿槍的西方裹挾進全球化以來所面對的結構性困境。事實上非洲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充滿了創造性和“拿來主義”，比如對于基督教的改造，實際上是借用基督教的殼來解釋本土的價值觀和世界觀。
本文截取從新冠疫情以來，特別是俄烏沖突歷史節點下，非洲人如何看待大變局下的世界和自身、如何應對危機的片段，試圖掀開被各種負面媒體報道甚至學術文章層層遮蔽的大幕，通過非洲適應氣候變化、抗擊新冠疫情、涵養農業體系的糧食危機解決之道以及日益明顯的內循環性發展道路等多個面向，展示現實中非洲和非洲人并不少有，甚至充滿創意的能動性。不管是給七國峰會“上課”，還是在聯合國舞臺上有關俄烏沖突的一系列國際博弈中，歷來被批判的非洲“外向性”正在發生結構性“悄變”。如果還不能夠簡單以線性進步主義的邏輯歡呼其光明前景，至少橫向關系更加顯性具體，內向團結協作的新動力在不斷推動非洲向更加獨立自主前進，而當年桑戈爾感慨主導非洲國際關系的縱向關系相應地在褪去光環。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8月刊，原題為《被忽視的自強大陸——多重危機中的非洲能動性》，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
